科技日报记者 陈瑜

     

       中宣部近日决定，追授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时代楷模”称号。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彭士禄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今年3月22日，彭士禄院士因病逝世，他曾说“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图片来源：新华社

      伴随着激昂的《中国英雄核潜艇》之歌，轮船向西南方向行驶，到达指定海域。2021年3月30日9时整，中国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和夫人的骨灰在这里海撒。他在生命的最后践行了自己的誓言：“永远守望祖国的海洋。”

      51年前，在同一片海空，我国首艘核潜艇“长征一号”缓缓驶向碧波深处，彭士禄和战友们挺立码头，凝望大海尽情欢呼。

      深海中的核潜艇，无声却有无穷的力量。多年来，彭士禄的人生好比核潜艇，在惊涛骇浪中书写对国家和事业的忠诚。


      彭士禄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度过的。

      病房布置得很简洁，最引人注意的是一顶海军帽，帽子上用金色丝线绣着“中国海军核潜艇部队”9个字，字的下面是一幅核潜艇劈波斩浪的画面。

      从事核动力事业一辈子，核潜艇是彭士禄一生的牵挂。

      作为最先进的海军装备之一，核潜艇诞生于1954年。美国、苏联等都先后拥有了核潜艇。新中国遭受到核威胁、核讹诈后，毛主席曾豪迈地讲，中国人自己搞核潜艇。

      1958年，一纸命令传来，彭士禄转行从事核潜艇研制工作，从此选择了“深潜”人生，开始了在核潜艇技术“无人区”的艰难探索。

      没有人见过核潜艇，彭士禄和团队对核潜艇的研究，是从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和一个玩具模型开始的。“当时我们这批人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仪表的，我们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为了培养专业人才，彭士禄当起老师，开设了多门专业课。没有现成的图纸和模型，科研人员就一边设计、一边施工，用传统设备算出了首艘核潜艇的数10万个数据；为了控制核潜艇的总重量和稳定性，边角余料都要过磅称重……

      1970年12月26日，“长征一号”成功下水。至此，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兑现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誓言。


      在核潜艇研发设计阶段，科研人员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重大问题很难决断。但彭士禄敢拿主意，于是，“彭大胆”“彭拍板”的外号逐渐被人叫响。

      但“彭大胆”并非有勇无谋，他曾故作神秘地说：“秘诀是一定要用数据说话！”

      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他大胆作决定的依据。

      时间倒回到1970年8月30日，在核潜艇研制项目中，这是极为重要的一天。一个多月前，实验用的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而每提高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随着问题日渐增多，反对提升功率的声音也频频出现。

      这天，彭士禄决定进行一次主机满功率实验。但是，当时负责基础数据运算的主控室计算员黄士鉴却并不知道这个计划。

      实验现场被相关机构的人员围得水泄不通。下午6时左右，黄士鉴发现，竟然是满功率！黄士鉴以为自己算错了，没有吭声。

      随后，在用手摇计算机算出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结果后，黄士鉴确定，主机满功率运转！这时，他才向彭士禄报告了计算结果。

      彭士禄问黄士鉴：“为什么刚才算了3次？”他诚实地回答：“彭总，我怕算错了。”彭士禄投以赞赏的眼光，只应了一个字：“好。”

      这一段经历给黄士鉴留下的最深刻回忆，可能并不是令人兴奋的“满功率”，而是彭士禄对他坚持“用数据说话”的肯定。

      后来担任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的黄士鉴说：“‘用数据说话’也成了我的原则。”


      与很多人想象中的英雄形象不太一样，个头并不高的彭士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形象，是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一头银发向后梳拢，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

      生前，他总会被问及一个问题：“您如何看待‘潜艇核动力之父’‘核电事业拓荒者’的荣誉？”彭士禄总是谦虚地说：“我只是一颗螺丝钉，对国家没什么贡献。”

      还没住院时，坐在轮椅上的他每天在护工陪护下去买啤酒。“他经常用20块钱买一瓶啤酒，告诉服务员不用找钱。”说到这里，曾经的邻居、中核集团原科技委常委张禄庆笑了，“彭总待人谦和，完全没有架子。”


      有一次，彭士禄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看望老同事，还特别嘱咐黄士鉴，一定要把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行政人员也叫来。

      “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长大的，所以对老百姓有很深的感情。”彭士禄说。

      由于工作关系，王建民和彭士禄接触较多。

      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担任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设备科领导小组副组长时运输中子源。

      1970年，设备科为零功率试验采购的中子源到货。

      王建民到车队要车，一位司机师傅听说是拉中子源，油门一踩，走了，另一位也是如此。王建民只得找彭士禄求助。

      彭士禄和车队解释，放射性不大，是安全的，“不信，我可以亲自带车去。”这时才有司机同意开车提货。

      汽车开出车队后，王建民说：“彭总，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处理，我带车就行了。”彭士禄这才下车。

      那时没有运放射性物质的专车，只好用普通运土的翻斗车执行这个任务。放射源运输的安全性如何？王建民其实也不知道。“彭总的行动带动了我，也带动了司机，所以就不顾这些了，干吧！”

      “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因此获得了一些奖项，这些成绩与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核潜艇人，属于核电人，属于核事业人。”这句话，既是彭士禄一生创新攻关的感言，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的自画像。